成都的细节

2005年3月，我第一次到成都。从北京乘坐火车，还是普快那一班。早上醒来，火车还在慢慢翻越秦岭。这里的树是绿的，河水清澈，和北京到西安一路的景色都不相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到了南方。 成都在何种意义上算是一个南方城市？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南方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那些大城市总有一条大河。不要说重庆、长沙、武汉、南京这些长江边上的，就算是上海和广州，也分别有一条黄浦江和珠江。剩下的城市，则是深圳、厦门、温州、宁波这样近代以来崛起的沿海城市，它们都面向“外部”。 即便是四川，很多城市也都“生长”在大河边上。乐山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的三江交汇地，宜宾则是金沙江和岷江聚合成长江的地方，泸州、雅安、遂宁也都是沿大河分布。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期待来成都，就会感到失望，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有气势的河流。2005年，我到成都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成都刚把“府南河”改名为“锦江”。不管是记者、编辑还是普通市民，人们都习惯使用“府南河”这个名称。为了更好推广“锦江”这个名字，报社规定，再使用“府南河”的，一律算是“事实错误”，扣罚100元。 2020年开始，成都推出了“夜游锦江”项目。如果你在太古里或者春熙路逛了一圈，吃了需要排队三小时的网红火锅，而后突发奇想，要去锦江看一看，于是在路边拦下一位“本地人”（这并不容易），问他锦江在哪里，他或许会很不屑：“哪里有锦江？” 你茫然不知所措：“就是河边玩的地方啊。”他会指向东面：“走过去就到了。” 你从春熙路出发沿着总府路向东1公里就能走到东风大桥；或者从东大街出发往东1公里，走到东门大桥，你就可以看到一条河流。看到它的第一眼，你一定会笑：这也能叫“江”吗？ 濯锦之江，源远流长。锦江是成都人的母亲河，在静静的流淌中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成长。 它实在太小了，河面的宽度，也许只有10米。如果你带着类似在上海外滩夜游黄浦江的想法来这里，你会大失所望，因为那样的游轮，在这里根本放不下。这就是“锦江”，它当然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河流，但也是这几年才发明的“文化之河”。 当然，“府南河”这个说法，本身也很模糊。我们看不到“府南河”这个名字，可以看到的是“南河”和“锦江（府河）”，它们在合江亭那里交汇成一处，继续向东流去，几百米之后就是九眼桥。合江亭现在成为爱情圣地，是很多年轻人拍摄婚纱照的地方，人们可能是取“合”的吉祥意义。前几年，那里还粉刷了彩色的斑马线，被称为“爱情斑马线”。 夜幕降临，人们坐上乌篷船，顺着锦江而下，途经合江亭、兰桂坊等地，尽情欣赏着两岸流光溢彩的夜景。“夜游锦江”已成为成都生活美学的新名片。 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除了主持建造都江堰，还为成都疏浚导入两条几乎平行的河流，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南河，这是从成都“市内”的视角看的。南河和府河的格局，最早在唐代形成。唐以前，西边两条河几乎是并行穿过成都，而在唐代末年成都修建“罗城”时，为了修城墙和护城河，改了府河的走向，让它先向北流，再转向东南，这样成都就处在南河和府河的怀抱之中。唐代以后，南河和府河，基本上就是成都的护城河，以自然流向为主，人工稍加干预。两河怀抱的区域，被老成都人称为“内环内”，是比一环路还居中心的一个区域，但是并不具备任何实际区分的意义。 府南河的名字广为人知，某种意义上是区分“老成都”和新成都人的密码，因为只有老成都人才使用这个说法。内环内才是老成都，即便是东边的一环，也会被一些人称为“东郊”。从合江亭往西，就是“南河”，现在它是锦江的主体，河边的路叫“沿江路”。你沿着江边走到人民南路，能看到锦江宾馆，再往西走几公里，会到锦里中路，那里距离锦里和武侯祠就不远了。 让我们先不要去锦里，仍然沿着河边往西走，会先后经过百花潭和浣花溪，来到杜甫草堂。杜甫的诗里，提过“锦江”“锦里”“锦官城”，可能这才是这条河改名的原因。 锦是丝织物，这个字的本义，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成都有着悠久的丝织业历史，秦国灭巴蜀后，于公元前311年模仿了都城咸阳的规制，建了“大城”和“少城”，并在它们的西南面建造锦官城。杜甫那首有名的《蜀相》诗这样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说明，到杜甫的时代，武侯祠已经是一个景点，而锦官城已经是人人知道的历史遗迹了。 安顺廊桥位于府河与南河交汇处的合江亭旁，夜色之下的廊桥串联起南河两岸的酒吧街，成都最热闹的夜生活在这里上演。 现在，在武侯祠的北侧，是“锦里”，沿着武侯祠大街再往北走，不远就是锦江。附近的大石东路东端，有一个近年才修的“锦官桥”。改革开放以后，在附近的四川省社科院工地上，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发现了20口水井，井底清理出一些汉代的陶片和几件女性使用的骨笄。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就是汉代织锦工场，当年的“锦官城”所在地。 《水经注》里说：“夷里桥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 为什么刚织出来的锦，在这条河里濯洗就不掉色，而在别的河里洗就不行？可能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或许只不过是因为这条河距离作坊更近，而水流也较缓。 杜甫离开成都时，直接从家附近坐船。那时的成都，河流密布，草堂外的江也很宽阔，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小溪，因而他可以一路向东。巴金离开成都时也是坐船，但是现在你已经不可能坐船离开成都了。尽管河水总是东流，我们要想真正理解成都，就必须沿着锦江一路向西。在地图上，我们发现它的名字又变成了“清水河”，这或许才是它的地理学名字。在成都平原上，沿着任何一条河流向西，都可能会走到都江堰——李冰把岷江拦下来，通过巧妙的构思，河水分流而下，其中一条叫走马河，就是锦江的源头。 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能看不到锦江的存在，它只是市内的河流。但是把府南河改名成锦江，实在是一个文化创造。在古诗文里，“锦江”和“濯锦江”，其实都是同一个词组，突出的是这条河的功能，锦江在古代并不是地理名词，如今把它命名为锦江，河边反而没有丝织业了。现在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大为提高，也不允许在河里洗布了。不过，“濯锦”在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文化记忆，而不再是和劳动有关的实体。现在，成都有的楼盘名字还叫作濯锦城，这和织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府南河改名锦江，意味着某种文化价值的回归。在中国的河流中，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金字旁”河流，而不是“三点水旁”，它体现的是“人的意志”，而不是自然的神力。海子在诗里写道，“为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锦江，是属于21世纪人们的温暖，它意味着城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使用地理学的讲述方式，这条河应该这样介绍：岷江出来，有一个分支叫走马河。到郫县（现在的郫都区），它被命名为清水河，到了成都西郊，它分成了两段“进城”，北面的是“府河”，南面的是“南河”，成都人叫它“府南河”。其实这是一种内河的视角。府河与南河，在合江亭又交汇一起，在古代，这里正好是城市的东缘。 府河、南河，100年前的成都人叫起它们的名字，一定非常随意。因为那时的成都，河流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看一幅成都平原的水文地图，会发现这里河流密布，就像一把扇子，手柄在都江堰那里。如果说别的南方城市有大河的话，成都则是以多取胜。 每年夏季，气象部门都会发出暴雨预警，出于防范心理，媒体会大力警示可能到来的洪水。2020年长江流域雨季雨量惊人，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满满的江水，有些地区还发生了洪涝灾害。但是在成都，人们对此反应漠然。实际上，天府大道的积水，更能引起成都人的戏谑心情。锦江水位最高的时候，人们也不会担心，毕竟它很少冲击岸边，再说，它只是一条“小河”，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危险。 对河流的态度，决定了南方城市的两种性格。一方面，武汉人称自己为“码头文化”，他们和重庆人一样，说话声音大，因为在码头那样的地方，总是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讲究力量和信义，码头城市的人，性格也就更加豪爽。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住在大河边的人们，得到了交通的巨大便利，更容易流动，可以到外地发展；而留守的，要防备和对抗每年可能到来的洪水，有着更强的忧患意识——这让码头城市的人们，总是更强悍一些。 成都则是另一种性格。由于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管束住了奔流而下的岷江，成都平原虽然河流密布，却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成都并不是在都江堰那里发育出来，而是在更靠东的平原上。不管是三星堆、金沙还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十二桥遗址”，都证明这个城市起源于平原而不是河边。重庆、武汉在历史上“为河流所决定”，而成都正好相反，它控制了河流，从而让水来滋润城市。 美国作家萧拉瑟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中考察了这个城市的源流：中世纪的荷兰，还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国家，阿姆斯特丹是欧洲三条河的入海口，长期洪水泛滥，那里的人们为了控制河流，不得不长期协商来想办法，最终他们通力协作，改造了那里的运河系统，不仅解决了水患，也为一个世界著名城市奠定了根基。 这种“协商精神”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自由、最包容的城市。荷兰人移民到北美开发的曼哈顿，最初叫“新尼德兰”，其实复制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最终，那里崛起了纽约这个世界著名的都市。成都的城市史，也和“控制河流”有关。 在今天的金沙遗址，人们发现了古代城市的遗址；在新津和彭州，也有类似发现，由此可以推测出这片土地很早就有人类聚居。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代则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样的说法，都暗示这片土地很容易“生长出”城市。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只有在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才获得了真正稳定的形态。 这很容易理解。在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动乱，可以轻易毁掉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地方获得持续的安宁太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才有可能获得“三年成都”的机会。在都江堰建成之前，成都平原水患严重。暴雨季节，洪水从川西高原奔腾而下，沿着岷江倾泻而来，都江堰和成都的海拔落差接近300米。可以想见，当洪水到来时，人们一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秦国征服蜀国后，蜀郡太守张若主持成都的建城工作，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11—公元前300年。张若当时建造了三座城池，除成都外，还有郫城与临邛，也就是现在的郫县和邛崃，几年前郫县已经撤县改区了。这种建城思想，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三座城池互为犄角，一座被攻击时，另外两座可以前来增援。 这是一种“多中心”的构想，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说明一个事实：尽管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就有城市文明（金沙遗址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秦国时，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张若在成都周边挖了好几个大水塘用来蓄水，就是因为当时水患严重，如果只设一个中心，很有可能遭遇毁灭。 几十年后，李冰出任蜀郡太守，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都江堰的建造，成功控制住了岷江，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太平。成都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危机，明末张献忠的进攻就曾让这个城市差点毁灭，但是它始终有一种内部的稳定性。成都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基础上的“自由生长”的城市，50公里外的都江堰，为它提供了支撑和动力。 都江堰工程开始于公元前256年，李冰的“整体思想”是，用一个类似鱼嘴的设计，把岷江分成两条水流，将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分洪减灾，引水灌溉。简单来讲，他要实现的是这样的目的：水多的时候，就通过河网，在整个成都平原化解掉；水少的时候，就把水拦下来，蓄一部分，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 这样，成都平原300万亩良田，从此旱涝保收，成为“天府之国”。它为秦国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质支撑，在此后的2000多年，这片土地一直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和刘备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和中原政权抗衡，他们在成都扎根后，诸葛亮专门派部队保护都江堰；唐代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能够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成都再次成为中国“可靠的大后方”，四川一个省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用以和日本周旋。 都江堰采取的是“岁修”制度，每年都要检修，到清明节，这里都会举行放水活动。这是祭祀和纪念，也从水利的角度宣布了一年的开始——天气转暖，很快就要迎来雨季。每年举办活动的日子，就成了节日，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有一种时间的意味：只有时刻保持更新，才能让这片土地得以稳固。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对外地游客来说，都江堰和青城山，可能只是作为一日游的目的地，但这种行程未免显得粗疏。“拜水”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地在景区走一遍，而是应该边看边想，因为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蕴含着某种激动人心的“哲学”，甚至都江堰本身就是一种“道”。 它的建造过程隐含特别的意义：一个外乡人来到成都，做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从此把成都和中原牢牢连接在一起，使成都成为中国文化的后花园。李冰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著名的“蓉漂”。在成都的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应该是李冰、诸葛亮和杜甫，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外乡人。 成都文化的双重性就在这里：由于出川不易，这里自成体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是“走出去”的还是“走进来”的，可能都是非凡的人物。外来者来到这里，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激活本土文化，成都的包容性就此诞生。而这一包容性的形成基础，最早就是由李冰奠定的。李冰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岷江的水患问题，也从根本上塑造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带给人们一种长久的安全感——这几乎是宗教意义上的。 成都人戏称自己的城市是“成姆斯特丹”，地铁里也出现了“成姆斯特丹”的海报，年轻人看了会心一笑，他们想到的可能是这个城市对少数群体的包容，这一点和阿姆斯特丹一样。成就阿姆斯特丹的，是“协商精神”，而成就成都的，是公元前256年那次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命，它让一个叫李冰的人来到这里。当时，秦国的关中地区由于修建郑国渠，也被称为“天府之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天府之国”，但最终只有成都将这个称号保持到了今天。

在城市里，有河的地方就有桥。据历史记载，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在两江上修建了七座桥。这些桥，可能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桥，它们也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七座桥中，有一座的位置比较清楚，它就是后来的万里桥。 现在地图上已经没有万里桥了。在旅行攻略中被标注为成都市内景点的万里桥，其实就是今天的老南门大桥。20世纪90年代，为了治理锦江，修建更宽更便捷的桥梁，万里桥被炸掉，在那里修建了老南门大桥。现在其附近有一个像船一样的建筑，叫“万里号大饭店”，或许是在提示人们，那里曾经是一个历史地标。 万里桥的得名，与诸葛亮有关。据说当时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在桥头饯行时，费祎感叹：“万里之路，始于此桥。”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是，这句“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是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的。不管如何，这都证明当时的万里桥是一个重要的码头。 万里号并非真正的船，而是按照与豪华游轮1∶1的比例修建的建筑，如今已经成为成都的一个地标。关于万里桥，陆游曾有诗“万里桥边带夕阳，隔江渔市似清湘”，描绘出宋朝时万里桥边的热闹景象。 由于万里桥是成都向南的主要通道，在古代，到乐山、雅安、甘孜乃至西藏，都要经过这里，这附近很早就是繁华区。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说明，这里在唐代已经有了发达的吃喝玩乐的文化，同时也是一个地标，很多诗人都在这里游玩过，并留下诗句。 值得一提的是女诗人薛涛，“万里桥头独吟越，只凭文字写愁心”。她一生中有相当多不开心的时光，或许常徘徊在这里。王建的诗说：“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女校书指的就是薛涛，历史记载，薛涛后半生隐居在浣花溪、百花潭一带，就在万里桥西面2公里左右。 今天的万里桥附近，有一个略显破败的商业体“耍都”。那里有大排档、菜馆、KTV，算是比较地道的成都生活方式体验区，但是因为如今可供人们选择的地方众多，“耍都”也并没有特别火。它辉煌的时期，应该是世纪之交前后，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它根本无法“一统江湖”。但是“耍都”这个名字，倒是抓住了成都的核心：从古到今，这个城市都是一个“好耍”的地方。 从万里桥（老南门大桥）沿着滨河路朝东走，会看到好几座桥梁。改名后的锦江，经过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长达十多年的治理，呈现出新的面貌，成都人不再把污水排到河里。锦江桥（人民南路上的大桥）、新南门大桥（红星路四段）上车水马龙，成为成都市内南北向最主要的交通要道。现代化的桥梁，有时候让人都意识不到“桥”的存在，因为人通过的时候，大多是在车上。 人们总是希望在发展中能保存好“历史”，这种想法很美好，但总是无法实现。锦江上面桥的命运，最能说明这一点。万里桥可能是古代诗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成都的桥，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修修补补。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开始，为了适应车辆通行，先后有过三次加固和拓宽。到1995年，这种修补措施再也无法满足车辆增长的需要，不得不拆除万里桥，在其原址上兴建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化大桥老南门大桥。 所谓的“新南门大桥”也是一样。它始建于1937年，当时叫“复兴桥”，1949年之后，先后经历三次改建，成了现在的样子。著名的“九眼桥”也很有代表性，顾名思义，它是有九个桥洞的石拱桥。九眼桥原名叫“宏济桥”，1593年，在四川布政使余一龙的主持下开始修建，用了5年才建成。几百年来，它一直是成都东南角的名胜，目力所及，西面是两江汇合处，东面是望江楼和宽阔的码头。新中国成立后，它也经历了至少三次大修和拓宽。后来，考虑到老桥已丧失交通功能，桥墩也不利于防洪，于是1992年被彻底拆除了。 九眼桥的拆除引起很大争议，因此2000年又在河滨印象小区那里建了一个模仿老九眼桥样子的“仿古九眼桥”。1995年万里桥拆除后，在百花潭桥上游不远的地方，也模仿万里桥的样子修建了望仙桥，有人称之为“新万里桥”。但是，桥从来就不只是建筑，它是河流和无数记忆的结合，不管是“新九眼桥”还是“新万里桥”，都是死的，不再享有历史的声名。 成都人为失去九眼桥和万里桥哀叹，王笛老师在《消失的古城》中也对九眼桥的拆毁感伤不已，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长鸣’，怎一个‘惜’字了得”的慨叹。在漫长的传统社会，桥满足的只是步行需要，虽有马车或马匹通过，承重能力远不能和现代同日而语。成都迈入现代门槛后，私家车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全国私家车保有量排名前列的城市。这让那些桥在短时间内变得“过时”“局促”“不安全”，于是旧桥在几十年内纷纷消失，甚至一些新修的桥梁也很快因过时而重建。 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既能保存历史记忆，又能解决现实问题？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说，可能是有的，但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太快，没有给人留下充分思考的时间。进入21世纪，人们猛然醒悟，发现“历史”和“文化”都可以变为旅游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但此时很多“旧事物”已经不见踪影了。老的安顺桥，是锦江上最重要的码头之一，1923年，巴金就是从这里登船走向了世界。如今看起来古色古香的廊桥（新安顺桥），其实是2003年才建成的。到了21世纪，人们有了发展旅游业的意识，廊桥的建立，已经不再是为了交通，而是出于“造景”需要。 现在成都三环以内，河流已经不算太多，很多楼盘距离河还有几百米，就能以河景为卖点。现在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地保护好每一条河流。河不在了，桥也就没有了，成都有很多用“桥”命名的道路，这些“桥”绝对不是现在人们熟悉的立交桥，而是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流淌着河流。

虽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对历史和河流都无能为力，但是成都人对河流终归是依恋的、感恩的，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成都这样对河流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如果让成都人选一个词来描述他们最喜欢的地方，那一定是“河边”。 对成都人来说，“河边”并不一定是锦江边，任何一条河都可以。有时和朋友约着去新二村喝5元的坝坝茶，先到的朋友会说一声：“我在河边等你们。”哪里是河，只是一条臭水沟罢了。但是因为有那一小段臭水沟，就仿佛有了一点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诗意。 有一位朋友曾约我到东湖附近的河边茶馆喝茶，导航到了附近，怎么也找不到，朋友只好出来接我。原来，要沿着原始的河滩前行到一个破旧的房子后面，那里连店招也没有，一杯茶5元，或者自己带茶，老板提供热水。 外地人来说，想要找到“真正的成都”，并不困难，不管你是在主城区还是到都江堰这些“区市县”，你只需要看看地图，朝河边走就行。都江堰最好玩的地方，叫“南桥”，那里的河边，有吃饭喝茶一条街。在夏天，河水好像因为刚刚脱离都江堰鱼嘴的掌控而开心地奔腾而下，声音巨大。河水刚从川西流过来，温度要比别的地方低上几摄氏度，这让这条河边成为全成都最凉快的地方，吸引了大量的成都人来此地游玩、聚会。 夏天的成都人，到处追逐河流，黄龙溪、平乐和街子古镇，都是玩水的好地方。每到周末，很多人都会开车去这些古镇耍水，在河水宽阔的地方，人们在河边的凉棚下半瘫着喝茶。这些古镇，都有一个特别的办法，把河水引到镇子的街道中穿流而过，儿童在这里开心耍水，玩累了就上岸吃各种小吃。 这两年成都市最火的河边，是望平街滨河路，距离太古里只有一公里，就在东风大桥旁边，过了河就是。望平街是靠外的街道，已经改造成商业街，而望平街滨河路，则是完全的步行街。十几年前，我就在这里活动，那时还是更原始的“河边”，只有几家老茶馆，冬天出太阳的时候，河边大树下会坐满人，但在平时，这只是一条安静的街道，只有住在附近的人，才会到这里散步。 现在的望平街滨河路，有一家书店、很多家咖啡馆，居民楼的底楼被打通、改造，一律朝向河边，这被称为“城市更新”。但是，它的灵魂，还是茶馆，只不过过去便宜的老茶馆不见了，代之以茶品更丰富、价格也更高的茶馆。在成都，只要在“河边”，就可以做出生意，不管是茶馆还是小型餐馆。 成都人喜欢的河边，不是那种叫作“滨江路”的景观大道，甚至也不是用围栏和瓷砖造就的河边步道（尽管这也不错），而是那种人可以充分伸展的地方。尽管早已是汽车世界，但是城市中的河流仍然是天然屏障，车无法开进来，甚至无法停在附近，你必须步行几百米。在这样的河边，人会感到放松，就像一脚踏入了前现代。 “河边”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更是一种生活观念。它是越来越快节奏的城市遗留的角落，如果要体会成都的地道慢生活，找一个河边就不会失望。 成都最终没有建成北方正方形城市的形制，而是完全顺应了成都平原河流的走势。形城池叙说的是千年古城的城性和演变细节。

2009年春天，我在四川大学校内租了一个房子，住进了校园。每天下午，从磨子桥步行到红星路二段上班，到夜里下班再走回去。几个月下来，我疯狂爱上了走路，且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去徒步一下成都的三环路？ 那时候徒步三环是一个颇为时尚的活动，甚至有中老年人组团参加，花上十几个小时沿三环路绕成都一周。成都三环路在2002年通车，可以看作是城市在21世纪的起点。现在看来，徒步三环并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若是想看风景，在成都附近好的徒步路线有很多。都江堰到青城山，或者走到龙泉山，都是更好的徒步选择；走一个封闭的三环，只能看到车流。 本地人对三环路的热情，更多像是去亲眼看见奇观，看一下成都到底有多大。时代变化迅速，即便是本地人，很多也对成都没有整体概念，便想通过这样的徒步，去感受自己所在的城市，获得一个“整体把握”。 200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川大望江校区出发，在学校西门外的科华路寻找公交站，并没有发现能够到三环路的公交车，这多少有点奇怪。在北京，你很容易坐公交到三环，然后坐一辆300路公交车，转移到你想去的地方；而在成都，三环路从来都不是“日常性”的，到现在都还没有一趟北京300路那样的环线公交（二环倒是有环线快速公交）。几年后，三环路改造，主路限速提高到100公里，更像是一条市内高速公路，主要是为私家车出城和大范围“转移”服务。 我通过转车和步行，抵达了南三环的宜家。这肯定跑了冤枉路，因为科华路明明可以直接到三环，只不过那时手机还没有智能化，没有地图可供参考。这也反映出我在这个城市的慌乱，尽管我在这里经历了“5·12”地震，打心底想成为成都人，却仍然不能“脚踏实地”。 傍晚6点30，我从宜家出发，沿着三环路内侧一路向东，然后再向北，开始我的徒步旅行。晚上10点，我在城市的东北角吃了一次烧烤；次日凌晨5点，在城市西南角喝了一碗豆浆； 天府大道跨越成都的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目前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腾讯大厦、环球中心、苏宁广场等高楼大厦分布两侧，见证着新成都的快速崛起。 到早上7点，我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再次看到宜家家居蓝色的建筑。 这次徒步旅行对我意义重大，我找到了那种踏实的感觉，从此心中就有了一幅完整的成都地图。我知道三环路上每一个立交桥的名字，知道它延伸出去，通往哪一条高速，知道了成都几大主城区的排列。过去几年，我在成都所经历的种种碎片式生活，慢慢变成了一个整体。 几年后，人民南路向南延伸的天府大道通车，我也一路向南，徒步几小时走了20公里，走到麓湖那里。天府大道是成都的南北中轴线，往南走，就是成都的天府新区，如今房价最高的地方。三环路和天府大道，共同构建出21世纪新的城市风貌，这是这个城市的新力量。而你在天府新区感受到的这个“新城”，其实和别的大城市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现代”的成都，不断向外扩展。2000年前后是向西，2010年后则是一路向南，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则开始向东发展，如今在龙泉山上出现很多奢华的民宿酒店，住一晚要上千块。面朝东的成都，和另一个大城市重庆相向而行，两地的高铁现在最快只要一小时，还在不断提速之中。 过去几年，成都地铁快速扩张，仅仅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就有4条地铁通车。城市的边界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住在温江（4号线），或者龙泉（2号线），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传统的市中心（春熙路）；而住在三环内主城区的人，则挤上1号线、3号线或者5号线，到南边打拼。 这种城市扩展的故事，在各地都在发生。对成都这样有着自己传统的城市来讲，困惑一定是存在的：随着城市边界的消失，那种被称为“成都性”的东西，似乎也越来越单薄。当你漫步在天府新区写字楼中间，耳边全部是普通话，这给人一种无尽的希望感，但是你也会有片刻的怀疑和失落：我到底是在哪里？而“真正的成都”又在哪里？

2019年11月，我在日本东北部旅行。在青森的海边，我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份牛肉饭。让人惊讶的是，碗里有一根红色的辣椒。是的，很小的一根，甚至都没有切碎。那一刻，我突然想念起了成都。 尽管在成都已经生活超过15年，我也不敢说自己是成都人。我的方言，还是顽固的北方普通话。2005年我第一次走进单位食堂的时候，打饭的师傅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吧？普通话这么标准。”这是四川人的赞美，你没必要太在意。十几年过去，我可以听懂全部成都话，但是只有喝醉的时候，才会说上几句，当然都是那些骂人的话。 最初来成都时，我打算只待几年就离开，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几年。这应了那句经典的话，“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我来的时候还算年轻，没想到这真的是一个难以离开的城市。我还在努力，想挣脱这种神秘的吸引，写这本书，就算是一种尝试：或许在认真追忆之后，就可以真正告别？ 我也并不是第一次到一个城市就被它俘虏。虽然在河南东部农村长大，但在来成都之前，还是在两个城市待过很久。 我的大学是在青岛读的，那是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它比成都的环境更好，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我在那里住了五年（毕业后还赖在学校一年）。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青岛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但我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它。 在沙滩上流连，买得起海鲜和啤酒，有钱打出租车，能够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在酒店度过一晚，这样的青岛生活会更加美妙。而这些对我这样的穷学生都是高不可攀的。爱默生好像说过一句话，“农民是没有办法在田里感到诗意的”。一个贫穷的学生，在海边漫步，感受到的都是海风的苦涩。 离开青岛后，我到北京读了三年书。这是“在一个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北京是最好的读书城市，这里有最好的大学和图书馆，也有各领域最优秀的教授。我至今怀念和同学们一起去北大蹭课的时光。很可惜的是，你没有办法一直待在大学里。 在北师大附近，我早上看到不少人从租住的地下室（那时还允许）出来，穿着西装、皮鞋，提着黑色的电脑包，匆匆忙忙去上班。他们去的或许是中关村那种充满希望的地方，编写代码，最后熬到管理层，或者拿到一笔股票。但是这景象吓住了我。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未来，一个文科硕士，或许只能到媒体工作，可能也不得不租住在这样的地下室。 我一直知道自己缺乏那种想要成功的野心和耐力，只能是一个勉强养活自己的人，我终究无法接受自己在地下室里做梦，就逃到了成都。大概从2016年开始，社会上有一种“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出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 我也曾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在深圳湾跑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面朝大海，在那里安静地坐着，他们一定在憧憬着远大前程。深南大道车水马龙，两边人行道很宽阔，但是很少有人在那里行走。这个城市充满朝气，但是我总觉得它少了些什么。 把青岛、北京、深圳和成都对比，没有多大意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是对你来说是否合适而已。我决定来成都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到过成都，就像盲选一样。但是，我现在也确实认为，它是一个更适合普通人的城市。当初同学诱惑我的“100元四个人吃一桌，有酒有肉”，其实也提示了某种看待城市的角度。 在过去十几年，成都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2019年12月我去北京出差，回来去机场的路上，滴滴司机一直循环播放赵雷那首《成都》。司机还没去过成都，正在靠这首歌建立有关成都的想象。我不忍心告诉他，成都并没有这么文艺，可我自己当初把成都想象成“吃肉喝酒很容易”，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 这首歌红得一塌糊涂，在成都时走在玉林的街头，真有外地游客用普通话向我打听“玉林路”怎么走（并没有这条路，小酒馆在玉林西路）。小酒馆门口，常常排着长队。他们要打卡拍照，却没有时间坐下来，真正感受一下赵雷当初在成都时的心情。 成都媒体喜欢篡改塞缪尔·约翰逊那句名言——“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把“伦敦”改成“成都”。约翰逊博士这句话是300年前说的，当时的伦敦正在因为人口迅速聚集而成为大都市，为来自远方的陌生人提供无数的可能。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大城市，在过去30年几乎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人们常说所有城市都是一样的。在建筑层面，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落实到一个城市内在的肌理——它的生活方式上，城与城仍然有着极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来自沿海的知识分子发现成都的节奏很慢，那些信奉进步主义的家伙，想把成都人从茶馆里驱赶出来。100年过去，搭乘成都地铁去天府新区上班的“码农”，和北京的同行没什么不同，很多人因此开始怀念从前那种“慢”，认为那才是“真成都”。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对成都感到厌倦，是在2008年春天。那时一切都看不出什么希望。在玉双路的地摊上，我和朋友喝着3块钱一瓶的勇闯天涯（现在至少6块了），满脑子想着逃离。没过多久，那个所有成都人都记得的下午，我从出租房的2楼仓皇逃离。在一个空地上，一个太婆惊魂未定：“活了80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一周后的下午，我从成都美女最密集的“新中兴”里出来，突然听到悲伤的鸣笛声，每个人都在瞬间静止。在那个时刻，我有了一种“共同体意识”，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就这样，我滞留了下来。但是，我算是一个成都人吗？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出生在河南，身份证号码显示我是青岛人（到大学才第一次办身份证），户口在成都，但仍然属于集体户口。那么，我到底是哪里人？这一代中国人，可能都要面临这个拷问。我们终将失去故乡，而要用一生去“创造”自己的城市。 在成都居住15年，要写一本关于“成都细节”的书，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外部人”的视角，但是我也相信，15年也是不短的时间，我看到的成都也会和前人不同。曾有一个河南老乡在这里只待了四五年，就成为历史上写成都最出色的人，甚至改变了成都的文化。这个老乡叫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