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斤书屋

2019年11月，我在日本东北部旅行。在青森的海边，我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份牛肉饭。让人惊讶的是，碗里有一根红色的辣椒。是的，很小的一根，甚至都没有切碎。那一刻，我突然想念起了成都。 尽管在成都已经生活超过15年，我也不敢说自己是成都人。我的方言，还是顽固的北方普通话。2005年我第一次走进单位食堂的时候，打饭的师傅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吧？普通话这么标准。”这是四川人的赞美，你没必要太在意。十几年过去，我可以听懂全部成都话，但是只有喝醉的时候，才会说上几句，当然都是那些骂人的话。 最初来成都时，我打算只待几年就离开，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几年。这应了那句经典的话，“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我来的时候还算年轻，没想到这真的是一个难以离开的城市。我还在努力，想挣脱这种神秘的吸引，写这本书，就算是一种尝试：或许在认真追忆之后，就可以真正告别？ 我也并不是第一次到一个城市就被它俘虏。虽然在河南东部农村长大，但在来成都之前，还是在两个城市待过很久。 我的大学是在青岛读的，那是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它比成都的环境更好，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我在那里住了五年（毕业后还赖在学校一年）。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青岛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但我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它。 在沙滩上流连，买得起海鲜和啤酒，有钱打出租车，能够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在酒店度过一晚，这样的青岛生活会更加美妙。而这些对我这样的穷学生都是高不可攀的。爱默生好像说过一句话，“农民是没有办法在田里感到诗意的”。一个贫穷的学生，在海边漫步，感受到的都是海风的苦涩。 离开青岛后，我到北京读了三年书。这是“在一个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北京是最好的读书城市，这里有最好的大学和图书馆，也有各领域最优秀的教授。我至今怀念和同学们一起去北大蹭课的时光。很可惜的是，你没有办法一直待在大学里。 在北师大附近，我早上看到不少人从租住的地下室（那时还允许）出来，穿着西装、皮鞋，提着黑色的电脑包，匆匆忙忙去上班。他们去的或许是中关村那种充满希望的地方，编写代码，最后熬到管理层，或者拿到一笔股票。但是这景象吓住了我。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未来，一个文科硕士，或许只能到媒体工作，可能也不得不租住在这样的地下室。 我一直知道自己缺乏那种想要成功的野心和耐力，只能是一个勉强养活自己的人，我终究无法接受自己在地下室里做梦，就逃到了成都。大概从2016年开始，社会上有一种“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出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 我也曾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在深圳湾跑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面朝大海，在那里安静地坐着，他们一定在憧憬着远大前程。深南大道车水马龙，两边人行道很宽阔，但是很少有人在那里行走。这个城市充满朝气，但是我总觉得它少了些什么。 把青岛、北京、深圳和成都对比，没有多大意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是对你来说是否合适而已。我决定来成都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到过成都，就像盲选一样。但是，我现在也确实认为，它是一个更适合普通人的城市。当初同学诱惑我的“100元四个人吃一桌，有酒有肉”，其实也提示了某种看待城市的角度。 在过去十几年，成都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2019年12月我去北京出差，回来去机场的路上，滴滴司机一直循环播放赵雷那首《成都》。司机还没去过成都，正在靠这首歌建立有关成都的想象。我不忍心告诉他，成都并没有这么文艺，可我自己当初把成都想象成“吃肉喝酒很容易”，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 这首歌红得一塌糊涂，在成都时走在玉林的街头，真有外地游客用普通话向我打听“玉林路”怎么走（并没有这条路，小酒馆在玉林西路）。小酒馆门口，常常排着长队。他们要打卡拍照，却没有时间坐下来，真正感受一下赵雷当初在成都时的心情。 成都媒体喜欢篡改塞缪尔·约翰逊那句名言——“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把“伦敦”改成“成都”。约翰逊博士这句话是300年前说的，当时的伦敦正在因为人口迅速聚集而成为大都市，为来自远方的陌生人提供无数的可能。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大城市，在过去30年几乎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人们常说所有城市都是一样的。在建筑层面，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落实到一个城市内在的肌理——它的生活方式上，城与城仍然有着极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来自沿海的知识分子发现成都的节奏很慢，那些信奉进步主义的家伙，想把成都人从茶馆里驱赶出来。100年过去，搭乘成都地铁去天府新区上班的“码农”，和北京的同行没什么不同，很多人因此开始怀念从前那种“慢”，认为那才是“真成都”。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对成都感到厌倦，是在2008年春天。那时一切都看不出什么希望。在玉双路的地摊上，我和朋友喝着3块钱一瓶的勇闯天涯（现在至少6块了），满脑子想着逃离。没过多久，那个所有成都人都记得的下午，我从出租房的2楼仓皇逃离。在一个空地上，一个太婆惊魂未定：“活了80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一周后的下午，我从成都美女最密集的“新中兴”里出来，突然听到悲伤的鸣笛声，每个人都在瞬间静止。在那个时刻，我有了一种“共同体意识”，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就这样，我滞留了下来。但是，我算是一个成都人吗？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出生在河南，身份证号码显示我是青岛人（到大学才第一次办身份证），户口在成都，但仍然属于集体户口。那么，我到底是哪里人？这一代中国人，可能都要面临这个拷问。我们终将失去故乡，而要用一生去“创造”自己的城市。 在成都居住15年，要写一本关于“成都细节”的书，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外部人”的视角，但是我也相信，15年也是不短的时间，我看到的成都也会和前人不同。曾有一个河南老乡在这里只待了四五年，就成为历史上写成都最出色的人，甚至改变了成都的文化。这个老乡叫杜甫。

看似寻常却奇岖，成如容易也艰辛。1964年3月24日，在读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的回应别具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唐代诗圣杜甫在《题偶》中有佳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如“千古事”这般重大，诚然，作者对文章“寸心知”，理解得最为透彻。 宋代大儒张载讲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概括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当然，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名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虽然先贤话语不能用以评判毛泽东极其著作，但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同理可推，不同时期的学者肩负着不同的作文使命，呈现与人眼帘的是：一个纵轴为时间、横轴为内容的历史方位坐标。正因如此，就好理解“这是血的著作”了。毛泽东所处的 时代，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必将“站起来”的时代，而‘“站起来”必须革命，革命必定流血。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有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继续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西方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主要和最深远的贡献，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里，让“血的著作”的鲜明特色得以呈现，可以概括为五个字：问、新、辩、活、理。 问：解决真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毛泽东提出这一真问题，并从国内的政治状态、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后来，他在谈到中国革命时说：“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争斗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其实，这回答了真问题从哪里来？理论源于实践，是写作的规律，也是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源泉。对此，毛泽东作出例证：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提问“破坏抗战、威海国家”的是谁？针对这些真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都进行了深刻阐述和有力批驳。1949年，他还撰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脍炙人口的文章。 新：提出新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新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新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概念，均为毛泽东提出的新思想的“集大成者”。 “文章合为时而著”，出自唐代诗魔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时”即为时代之意。显然，新思想时时代的产物，不是凭一时运气得来的，而是在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通过长期实践而结出的硕果。毛泽东指出：“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斗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显而易见，“解决土地问题”是当时一个真问题，“调查”是一种有效的实践形式，“土地纲领”是通过调查这种实践形式，如问准问深、问在关键时关键处而得出的新发现，提出的新思想。 辩：运用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即是一个真问题，又是一种新思想，还是通过对比“问”出来的，彰显唯物辩证法。这是写作的方法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坚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意味着，写文章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善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发现真问题，提出新思想，用以指导解决真问题，才能体现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毛泽东不仅这么说，还亲自动笔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著作中，唯物辩证法随处可见，信手拈来。例如，在《持久论战》一问中，它采用矛盾分析法，抓住中日双方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一步步论证了自己提出的新思抄写一些觉得有价值的书籍~ 主打一个听歌陪伴~ 可点可唱~ 欢迎扣字互动~想，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活：提倡活文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列出八大罪状，说其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可见，文风不仅是有没有提出新思想、会不会运用辩证法、能不能解决真问题，让不让人和要不要人看的问题，更是学风、党风、政风紧密相连，直接影响着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文风活、思想新、寓意深，毛泽东著作不是借典作比、用以喻理，就是用典“起兴”，让文章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他曾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没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要夹起皮包走路。”毛泽东有时用典并非直接为“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文道理，造成一种幽默。1939年7月7日，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师生讲话时，他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理：追求真理。1949年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就请斯大林派理论家尤金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问什么请尤金，难道对“血的著作”缺乏自信？后来，他当面对尤金说：“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擅长用故事讲道理、体现学理、包含哲理的毛泽东，一向对其著作追求真理、科学性。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喜把自己的著作放到历史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颇有一番滋味。1965年，他会见美国著名自己埃德加.斯诺时，斯诺说自己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讲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倒是很风趣：“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一个读《共产党宣言》达100多遍、对马克思主义笃信好学的伟人，对未来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气氛。一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如果阶级、国家一级消亡，实现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亦能不失去用武之地？可见，文章能否“千古”，尽在谈笑间、伴大江东去，而寸心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一件真正令人欣慰的事！ 语气说问、新、辩、活、理“五个字”，事毛泽东“血的著作”的鲜明特色，不如说是想毛泽东学习写文章的努力方向。因为这“五个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可视解决真问题为写作目的、提出新思想为写作关键、运用辩证法为写作方法、提倡活文风为写作形式、追求真理性为写作评价。 是为序。

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二，讨论修改完《中国共产党简史》前四章，已是午夜 11 时。翌晨，本想多睡会儿却难以入眠，回想起一周来的忙碌，油然而生感叹：简史不”简“。 《中国共产党简史》的编修工作，忙而有序，张弛有度。2021 年 2月 6 日报道，7 日形成修改后的提纲，8 日准备讨论的花脸稿，9-10 日全组讨论修改文稿，11-12日即农历三十和正月初一休息，13 日全组讨论修改后的文稿，14 日指定审核人形成花脸稿后的交负责人审读并上报。 当天 7 是早餐，恰遇《实录毛泽东》的作者之一李捷。谈及简史不"简"，不由地聊起毛泽东 1942 年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可见，编修共产党的百年简史，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严格遵守党的“历史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尤其是关于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论述，体现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确保导向正确、观点明确、史诗准确。 毛泽东喜欢阅正史，也喜欢看演义、小说等野史。他提倡读史的目的不是尊规守旧、颂古非今，而是吸取教训、指导实践。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籍，毛泽东百读不厌，作了许多批注，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0 时，中宣部主要领导来看望《中国共产党简史》编辑组成员。简要听取汇报后，领导就如何看历史、记录历史发表讲话，指出简史不“简”，强调看历史要看前景，勉励编辑部成员一高度负责精神，完成好《中国共产党简史》编修这项百年一遇的光荣任务。 编修《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一件简洁而不简单的大事。简洁是指行文、话语简明扼要，没有多余内容。毛泽东可谓行文简洁的高手，吟诵其《贺新郎·读史》，真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距庄属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钱。歌未竟，东方白。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于1958年1月定稿，现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与其他文章略有不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对写作背景、目的、过程等作出简要说明，并指出:“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不时翻翻、看看、想想，缘于职业的敏感，对"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尤感兴趣。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1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文章和文件"三性”，与我国先哲所讲的义理、考据、辞章是相通的。所谓义理，就是讲道理，有见解:所谓考据，是指所依据的事实和引用的材料要准确;所谓辞章，则指好的表现形式，首先是文章的语言，其中还涉及章法和风格，简言之就是文笔要好。 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与否，涉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上的三个名词，概念是否明确、判断是否准确、推理是否正确，均属于逻辑问题，既讲辩证逻辑，又讲形式逻辑。一篇文章中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往往会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看数目准不准，然后作出肯定或否定，或者看推理对不对，这是形式逻辑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问题。可见，涉及简单问题的判断和每句话的判断、推理关系，均属于形式逻辑。文章中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属于辩证逻辑。这是撰写文章的根本性问题，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正确，如果基本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文章就没有写下去的必要。而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方法，便是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 一分为二看问题，分析文章正反两个方面。 俗话讲，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初学写作就如吃饭，需要一口一口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概念、判断、推理，然后联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去思考、去比对、去习作。 概念相当于词，是不是明确，需要看自己的说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东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8条中提出，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主要看"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等"八句歌诀"是否合乎党的原则。“大权独揽"这个概念，原本是一个成语，往往指个人独断;在这里，则指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那么，概念作为人的思想的基本工具，又是如何形成的呢?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明确回答: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显然，概念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 判断相当于句，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判断对不对，需要看前后次序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是否可能。再说"大权独揽”，难道大权可以分摊?只有弄清楚"八句歌诀"是1953年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提出的这个大背景，人们都会理解"大权独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推理相当于两个以上的句子，从这一句话引到那一句话，如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当然，不是所有两句话之间都存在着推理的关系，但很多时候是有的。就"八句歌诀"而言，后一句话往往针对前一句话，都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来的结果。 《三国演义》中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人们常说的"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出判断和推理的过程。概念是判断、推理的前提条件，只有前提条件成立，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近些年来，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生健康共同体、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倡导和阐释，命运共同体广为传播、深人人心。同时要看到，社会上也存在着滥用"命运共 同体"的现象。比如，将社会上普通的合作关系过度拔高为命运共同体，提出"共筑民俗酒店命运共同体"等;又如，混淆命运共同体与政商、政企等特殊关系，提出"树牢政企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再如!在不相关领域随意"发明"新的命运共同体，提出所谓的"太空命运 共同体"等。对命运共同体的滥用和误读，不仅侵蚀这一概念的严 肃性、权威性，而且让判断、推理难以正确，准确性自然化为泡影。 关于鲜明性的问题，首要的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32条中提出:“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这两种"坏”，虽然是针对开会的方法来认#的，但对于撰写文章同样适用。我国是文章大国，关于如何撰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观点是一个判断 是推理来的，推理又是从材料中得来的。所以说，文章的鲜明性源于 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性。 写文章好比盖房子，科学布局、合理设计、用料适度，房子才会实用、美观、经济，这就需要妥善安排材料和观点，使之具有一定的"适 配性”，从而互相作用、相得益彰。如果一段文字全是观点没有对料，或者尽是材料没有观点，叫人看不清楚，这就是不鲜明，就会让人 云里雾里、迷失方向。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应当尽量做到一段文字说明一个观点，用一手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文字就会鲜活起来，看起来就很干净。 当然，一篇文章仅仅观点和材料相统一还是不够的，观点不突出还是不鲜明。每篇文章都有其写作目的和总的要求，主要观点就要像一面旗帜，必须鲜明、突出。如果主要观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文章就不可能鲜明。 人的观点都是事实的反映，文章无非是为了说明观点、宣传观点。而宣传观点先得让人相信这个观点，这就得讲一些事实。而事实源于材料的真实，话语表达的客观。所以，写文章一定要把材料尽量搜集全面，论据尽量做到周延。这只要有意识地注意，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关于生动性的问题，重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纯粹抽象的，就像数学题一样，一道道列下去，怎么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文章尽管是讨论工作，讲的道理、列举的数目是抽象的，但可穿插一些具体人物、具体单位、具体事实，文章就不会那么沉闷了，反而会"活"起来。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写得相当有感情的。文章要有感情，是指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请看看，这番话讲得多动人!写文章就要有这样的手法。当然，带感情的话决不能改变历史事实，更不是堆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 怎样才能讲出带感情的话，让文章有血又有肉?无论内容的叙述方式还是措辞，在庄重和规范的前提下，理应让人感兴趣、愿意读。对此，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有过说明: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文章的语言应该有一定的形象性、有变化，多用通俗生动的群众性语言。1946年5月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为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立场后，毛泽东用了五个"不要害怕"的排比句: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播。写到这里，我们党在土地问题上鲜明而决绝的立场跃然纸上，犹如在钢材中加人适量的锰，大大提高了钢材的强度一般。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写道:“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这段文字不仅非常生动，让人看后不会忘记，而且很符合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文似看山不喜平，画如交友须求淡”，出自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其大意是说，写文章好比观赏山峰那样，喜欢奇势迭出，最忌平坦。诚然，写文章不仅讲究谋篇布局，还需注意行文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几个问号和感叹号自然就会枯燥些，情感变化不大就难以生动。文章要有些情绪，如引用两句古话，增加些许色彩，格式不时变化，每个部分呈现不同逻辑。当然，写文章仅有这些方法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注意并做到了就会让文章"动"起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37条中提出:“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这是对写文章的要求，更是期待好文章越来越多。漫谈文章"三性”，其目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