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大风吹倒

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说真话，办实事，做好人。 要保持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除了要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之外，还要跟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学生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员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在外也要跟公司的老板和同行打交道，这样的现实就迫使每一个人有几副面孔。无论多么坦诚朴实的人，在舞台上和卧室里都是不一样的， 在公众面前和在家人面前，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地以本来的面貌见人。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喧嚣与真实”，这个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热闹是热情，是闹，是热火朝天，也是敲锣打鼓，是载歌载舞，是一呼百应，是众声喧哗，是望风捕影，是添油加醋，是浓妆艳抹，是游行集会，是大吃大喝，是猜拳行令，是信口开河，是吸引眼球，是真假难辨，是莫衷一是，是鸡一嘴鸭一嘴，是拉帮结伙……确实是众声喧哗。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当然了，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从多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原始社会里是不喧嚣的，我们去参观半坡遗址的时候，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场面，那肯定是不喧嚣的，一喧嚣把洪水猛兽引来了就有生命危险。回想漫长的封建社会，那个时候也是不喧嚣的。但是我们想象最近几十年来，是很喧嚣的，改革开放前几年比较安静，但是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喧嚣，这种喧嚣有的是有声的，是在大街上吵架，或者是拳脚相加，有时候是无声的，是在网络上互相对骂。我想，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必须客观冷静地对待，既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很好，所以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也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应该习惯喧嚣，我们要具备习惯喧嚣跟发现正能量的能力，我们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丑恶的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因为工人不能只喧嚣不做工，农民不能只喧嚣不种地，教师不能只喧嚣不讲课，学生不能只喧嚣不上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否则只喧嚣没饭吃。 关于真实，我想也是更加重要的社会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会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下面我讲四个故事，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大概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他在村子里面扬言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棵人参，卖了几万元人民币，从村子东头吹到西头，又从西头吹到东头。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和有经历的人还是很尊敬的。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炕头上吃饭。他穿了一件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很漂亮的黑呢子短大衣，即便坐在热炕头上满头是汗，他也不脱下这件大衣。我奶奶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便用手指将虱子捏下来，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说“穷生虱子富生疖子”，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穿着呢子短大衣，但是他的内衣很破烂。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回来了，也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短大衣。我奶奶说，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那件很像。他说我表哥就是借了我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前面那个人喧嚣的谎言。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检察日报工作期间，曾经了解和接触了一些贪官的案件。其中某地有一个贪官，他平常穿着朴素，上下班骑自行车，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外观印象。他每次开会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地抨击贪污腐败。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所以真实就把这个贪官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2011年我在故乡写作，有一次到集上闲逛，一个卖桃子的人认出了我，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他点着我们市委书记的名字说，让某某某给你送一车不就行了吗，你不是当官的吗？我说，我不是当官的。他马上说，那是得花钱买。我买了他五斤桃子。我说桃子甜吗？他说太甜了，新品种。我说你给我给够秤，他说放心。结果回家一称，桃子只有三斤多一点儿，他亏了我将近两斤秤。桃子又酸又涩。真实又一次把卖桃人的喧嚣给击破了。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不久前的中考，我有一个亲戚，经常见，每次见他，他都义愤填膺地痛骂腐败，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今年他的儿子参加中考，离我们县最好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了五分，他就找到我了，说，就差了五分，你找一找人，让他去。我说现在谁还敢，反腐败的呼声如此高。他说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说你让我去送钱，这不是让我去行贿吗？这不是腐败吗？你不是痛恨腐败吗？现在你这样做不是让我帮着制造新的贪官污吏吗？他说这是两码事，这是我的孩子要上学了。这个真实也把亲戚反对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 我对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讥讽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假如我是我的那位亲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几分，上不了重点中学，也许我也要想办法去找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问题的时候，都是正派、刚强、廉洁的人，而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了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腰立刻就软了，我们的原则立刻就不存在了，我想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社会的缺陷。我讲这四个故事没有讥讽意义，而是要通过这四个故事来反省，让每个人在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在面对社会喧嚣的时候，能够冷静地想一想喧嚣背后的那一面。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说得好听点儿是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是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它也可能是夸张的，也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总而言之，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万象纷纭的社会，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首先，我们要冷静地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的大量信息。然后，我们要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我们要考量现实，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我们还要展望未来。最后，通过分析得到判断，然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描写，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2011年12月，在日本北九州举办的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悠着点，慢着点》的演讲，演讲的副标题“贫富与欲望”是这次论坛给定的议题之一。这篇演讲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一听而过，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其他作家演讲中涉及的问题远比我演讲中的问题尖锐。但想不到几年后，这篇演讲又被提及，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反倒成了一篇热文。其实，我明白，一篇旧文重获关注，并不是因为文章好，而是因为文章中涉及的问题的确是当今社会的热点，甚至比过去更热。也就是说，我在文章中呼吁科学理性发展——科学的理性与理性的科学——呼吁人们尤其是富人克制欲望，听起来或看上去都还很过瘾，但到了现实生活中，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就像所有人都明白，尖端科技不先用于改善民生而先用于制造武器，是科学的异化，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这样做着，或者说，即便是大多数国家都有放马南山铸剑为犁的美好愿望，但只要有一个国家明着或是暗中把最尖端的科学用于研究制造杀人武器，那就没有一个国家会真的去放马毁剑。按说这都是涉及地球命运以及人类未来的大事，用不着庶民去操心，但庶民的操心也许会聚集成一种力量，影响到非庶民的阶层有所改变。当然，这些都是宋襄公式的仁义与小文人的幼稚，当然也就是废话了。 “寅吃卯粮”是老成语，“吃了今天不管明天”是民间的老俗话，这些话对有正常思维的人应有警诫作用，但对本身就处在破罐破摔状态的人或群体是毫无作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瞬息万变的时代，想躲进小楼不管冬夏春秋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为什么可能性不大，这道理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既然躲不进小楼，那就需要在外边经风雨、见世面、拼搏、求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与状态下，谈悠说慢，其实是瞎忽悠。悠，悠然见南山，那要有吃的有喝的，才能悠然得了；如果家无过夜粮，身无蔽寒衣，那就只能紧着跑，快着干，挣钱养家，像那些快递小哥一样，在车流夹缝中，在大街小巷里，在楼梯过道上，一溜烟儿地奔跑。 所以，我那篇演讲，其实是一通正确的废话，没有一丁点儿的可操作性。既不会有政治家因为看了我的文章削减军费，也不会有富豪读了我的文章慷慨捐钱，更不会使奢侈品牌店关门。这样的正确的废话是否一点儿价值都没有呢？好像也不能这样说，文章可以弘扬天地运行之道，可以研讨治国安邦之策，可以探究世道人心之变，当然也可以发跺脚捶胸之牢骚。当然，如果能把正确的废话说得让人在读后短暂的时间里有所认同，那废话也就不全是废话了。 在这个一切都呈现着重力加速度状态的宇宙里，飞腾与堕落其实是一回事，动与静也是相对而言，如果一个人别说是把宇宙间的事即便是把地球上的事都想明白了，那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正因为大家都处在既明白又不太明白的境界里，才有了这么多的道德准则、价值标准、是是非非、痛苦欢乐。活着的意义就在于知道人必有一死，奋斗的意义就在于奋斗可以证明人也可以不奋斗。 我已经把大家绕糊涂了吧？不管读者诸君是否被绕糊涂了，反正我自己基本上是糊涂了。就用前几天我写给朋友的一幅字权充此文结尾吧：“知道万事皆空，所以分秒必争。”

2022年“五四”前夕，我曾在公众号上向年轻的朋友们寄语，希望大家不要被大风吹倒。这里的大风当然是象征意义的，本意是希望大家鼓起勇气，敢于面对困难，挑战困难，最终战胜困难。当然，很有可能战胜不了困难，甚至被困难战胜，但战一战还是比不战而屈服好。 十几年前，我初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社会关注度很高，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那时，我曾对媒体表达过我的态度：“心如巨石，八风不动。” “八风”一词来自佛家哲学，是指能使人心神不定的八种情境，分别为：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利”是遇到可意顺心之事。“衰”是失去可爱之物、适意之境。“毁”是遭人背后诽谤。“誉”是背后称赞。“称”是当面赞美。“讥”是被人讽刺、挖苦、谩骂、攻击。“苦”是痛苦、艰难，精神的与肉体的。“乐”是欢娱，肉体的与精神的。这四种顺境与四种逆境，犹如大风，从不同方向吹来，能使人心神不安、左顾右盼、进退维艰、犹豫徘徊，或者喜形于色、猖狂自满、得意忘形、失态败德。但如果有了足够好的修养，便会有超常的定力，做到宠辱不惊、毁誉随人。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真要实行起来很难。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千千万，但真能做到“八风不动”的却是凤毛麟角。 民间文学中曾流传着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故事。说苏东坡被贬谪后修炼佛学，自觉境界大进，便写了五个字让书童给好友佛印送去。佛印看到纸上写着“八风吹不动”五个字，便回了两个字“放屁”，让小和尚给苏东坡送去。苏东坡看了，很是生气，便去找佛印理论。佛印笑着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叫个屁给吹过来了？”这故事大半是假的，但也说明了一个人要修炼到“八风不动”是十分困难的。 我小时候听邻居大叔讲过邻村一位高人许大爷的故事，说许大爷赶集时，买了个瓦盆，用绳子捆好，背着往家走，几个小孩子在他身后追逐打闹，不慎撞碎了他的瓦盆，瓦片纷纷落地。许大爷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旁人问他盆被碰碎，为什么连头都不回，他说：“回头难道就能囫囵起来吗？” 当年听到这个故事，我没什么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许大爷的话很有哲理，许大爷的表现很有境界，盆已经碎了，回头有何用？事情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纠缠徒增烦恼，那就不如径直往前走去。 写到这里，我刷了一会儿视频，看到海南岛正遭受着七级台风的袭击。那是真正的暴风骤雨，拔树摇楼，惊天动地。这样的大风蕴含着多大的能量啊！人类在发明蒸汽机、发明电之前，就开始借助风的力量做工，让风催动叶片，带动轮轴转动石磨，粉碎粮食。渔民则发明了帆，让风驱动船在大海上航行。20世纪70年代，我们村有几个拉地排车搞运输的人，他们在地排车上扎制了简单的帆篷，借助风的力量，使地排车如船般行进。借风发电，借风乘凉，甚至借风打仗。人类的进步史，很大一部分是利用风的历史。尽管龙卷风、台风有巨大的破坏力，但地球上没了风，一切也就无法运转了。 前不久余华写了一篇关于风的文章，让我在公众号上发表。为了推介他这篇美文，我重温了宋玉的《风赋》，其中有一句“快哉此风”，被我改成“妙哉此风”作了推介文章的题目。赋中还有句“空穴来风”，已成为使用很广泛的成语。这篇传承千古的妙文让我感慨万分，我所感慨的并非这些个成语，而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造成语的能力与机会。鲁迅他们那辈人，还能够制造出一些成语，而我们这一代作家，好像鲜有成语的制造者了。网络上倒是经常会出现一些流行词，但这些新词都比较短命，流行一阵就被弃之不用了。 宋玉在《风赋》中忽悠楚襄王，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动物分公母，植物有雌雄，但将风分为雌雄，这想象力也是登峰造极。他的文章里出现多个被人当成词语广泛使用的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从视频中看到，在这次“摩羯”台风中，有几位勇敢者想出去试试风的威力，虽然他们极力想站稳脚跟，不被风吹倒，但在能把集装箱都刮得遍地翻滚的台风中，人的重量，又如何能与风抗衡。他们幸亏抱住了大树才没被刮走。面对着这样的事实，我那句“不被大风吹倒”的寄语，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当年我与爷爷遇到的是“摩羯”，我们很可能被刮到爪哇国去了，哪里还轮得着我在这里东拉西扯，喋喋不休。 王姓是中国姓氏中数一数二的大姓，琅邪王氏是其中重要一支。王羲之、王渔洋都出自该支。之所以要说这些，主要是想说山东新城琅邪王氏始祖王贵的太太初氏，被一阵风从诸城吹到了新城的神奇故事。王渔洋是新城琅邪王氏的第八代。那位被风刮来的初氏夫人，就是王渔洋的远祖奶奶。也就是说，新城琅邪王氏成群结队的子孙，都是这位奶奶的后代。据王渔洋的家谱记载，始祖王贵在锄地时，狂风大作，有一位女子从半空中降落，一问，竟是诸城同村人，且少时即由双方父母定为“娃娃亲”，这真是巧他爹遇见巧他娘——太巧了。他们在东家的操持下成婚、落户，繁衍后代。诸城到新城，有四百多华里，不算远，但也不算近，一阵风能把一个大活人吹来，落地后毫发无伤，且头脑清楚，这故事听起来很玄乎，但既然如王渔洋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这样说，我们也就相信了吧。 最后，我讲个“风浴”的故事来结束这东拉西扯的小文章吧。我说的当然不是现代那些使用精密设备或生产精密仪器的工厂里对工作人员身体进行除尘的风浴室，我说的是几十年前在我们村前那道沙梁上的一个风口。至于什么原因让这个地方的风特别强烈，我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这里是一个风口。每年的二月初二“龙抬头”后不久，乍暖还寒时节，我们一群七八岁、十来岁的男孩子，会在一个东南风大作的日子，不约而同地集合在沙梁的最高处，将穿了一冬的破棉袄脱下来，挂在酸枣树枝上。当时，大多数孩子的棉袄里是不套衣裳的，不是不想套，确实是没的套，那么，脱了棉袄也就是光着脊梁了。那些在棉袄里还套着一件单衣的，也立刻脱下来。大家都光着脊梁，然后迎着风，拍打着胸膛，摩挲着脸、脖子与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嗷嗷叫着，十分地亢奋。在风里，肯定会有存了一冬天的灰垢与皮屑飞舞，但我们看不见。然后便把棉裤也脱了，大家又是一阵狂叫。在愈加嚣张的叫声中，都放下一切思想包袱，解放身心于天地之间，于略带潮气、似乎带着海洋气息的东南风里。这样的风是好风，是能够带来贵如油的春雨的风，也是能让渔民乘着去远航的风。这样的风如果被宋玉一描写，天知道会美成什么样子啊！我们在风中追逐着，打闹着，喊叫着，感觉到整个人都清爽了，然后便穿上衣服回家去。

我觉得我在二十岁之前一直处在低谷期。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希望，但实现希望的路径很窄，希望很渺茫，但是希望从来没有破灭，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到外面去看更加广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信息。希望能够在广阔的世界里面学习知识，使自己具备一些新的才能，干出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来。 我在开始创作之后，也面临过几次低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不会写作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完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系列小说，也写出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这些长篇，但我突然感觉我不会写了，我不愿意再重复自己，但是我又找不到新的写作突破点。 我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我在高密的一个院落里面的葵花地里转来转去，反复地思考着，后来我终于寻找到了一个重新获得写作自信的方法：写小文章。我写了一系列精短的童年记忆中的故事，有奇闻异事，有亲身经历，也有老人讲的神魔鬼怪的故事。通过这样一种对童年旧事、民间故事的写作，我重新恢复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然后我又开始了之后几十年的探索。在后几十年里，人生的旅途小有曲折，但基本上还是平坦，没有经历过太多惊心动魄的、巨大的变化。有时候，身不由己地被放置在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被聚焦，被很多的人关注和议论。这个时候，我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的重要的、最基本的内心原则就是： 第一，不忘根本。我牢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忘记我农村的、平凡的、普通人的出身。 第二，坚持原则。我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对政治的、对社会的、对人生的、对情感的看法，所以无论别人说什么，我还是能够按照内心深处所认定的正确的原则来做。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经历了大风大浪，还是没有经历大风大浪，就是这八个字：不忘根本，坚持原则。

有位年轻的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晚熟的人’应该怎样用更通俗的话来理解，究竟是早熟好还是晚熟好？” 《晚熟的人》，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小说里面提到的“晚熟的人”，其实是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人得不到施展才华的社会平台，他只能埋没在日常的、平凡的工作里，就像千里马在拉着卖盐的车一样。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变好了，每个人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多了。这些在当初受到限制的人，他们的才华、智慧、聪明都表现出来了，就显得他当年很无用，后来突然变得晚熟了、成功了。这是我小说里面所描写的一类人物。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晚熟和早熟也可能是指一个人智力发育的不同特点。有的小孩，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满口大人话，很早熟。有的小孩可能看起来比较木讷，反应比较迟钝，他要长很大才显现出聪明的、有才华的方面。我觉得这跟每一个人的发育过程、心理特征有关系，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到底是早熟好呢，还是晚熟好呢，这个没有必要去比较。 有的时候，这还跟家族遗传有关系。我在农村的时候，有很多家族的孩子很小就很懂事、很聪明，但是长大后也没有干出多少了不起的事业。有的家族的孩子，小时候看起来好像比较迟钝，但是年龄越大，他的才能表现得越充分，反而能干出一些事情来。所以真是没有法子来评定，到底是早熟好还是晚熟好。 早熟和晚熟，我觉得应该是随遇而安，只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就是最好。

终其一生做一个平凡人，有错吗？ 我想这个命题，本身不一定能够成立。首先关于“平凡的人”，这个定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大家都是平凡的人。许多人认为自己不平凡，那么就证明了他恰好是个平凡的人。真正不平凡的人，往往自认为是很平凡的。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不同，获得的财富多少可能不一样，在仕途上获得的职位有高有低，但是我想从人的基本尊严上来讲，从人的各种权利上来讲，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敢于当众标榜自己不平凡。 我想人都是有长有短的，有人可能在某个方面有特殊的才华、才能，每个人都有别人不具备的一些优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挥自己的长项，创造能让长项得到最大限度表现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努力做了，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但即便我们成了被别人认为不平凡的人，我们心里面始终还应该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这样，你自认为是个平凡的人，也许你真的就是个不平凡的人。 人要不要接受自己的平庸？ 我不太喜欢“平庸”这个字眼，我更愿意用“平凡”来代替它。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茫茫人海，千姿百态。有的富可敌国，有的生活难以为继；有的身处高位一呼百应，有的自己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做着平凡的小事。但是我想，只有这样，才构成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去干高大上的工作，都不愿意做平凡的工作，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了。而且即便是目前看起来身处高位的人，实际上也是从平凡做起的，也不是说一生下来他就不平凡。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把平凡误当成平庸了。 “平庸”这个字眼，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在做学问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时候，眼界不够高，见识不够精到，比较庸俗，这可以叫平庸。这当然是我们要努力改善的状态，要尽量使我们变得不平庸，尽量使我们变得有远见卓识，尽量使我们能够具备看透生活本质的能力，也尽量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价值。 总之，我觉得要处理好“平凡”跟“平庸”的关系。我们绝不排斥平凡，但是我们确实要努力改善，使自己变得不平庸。 人为什么要努力？人生需要远大理想吗？ 我觉得人生在世，还是需要努力的。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还是要利用青春年华，利用我们的身体、记忆最好的状态，努力学习，努力锻炼，使自己具备一种技能，掌握必要的知识，然后进入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生活努力。 理想当然需要，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都有梦想。那什么是远大理想？我想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只要有理想，就去努力吧，有梦想，就去脚踏实地工作，争取使梦想变为现实。毫无疑问，人是需要理想的，我是这么看的。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我在四年里，身高大概缩短了一厘米，头发减少了大约一千根，皱纹增添了大约一百条。偶尔照照镜子，深感到岁月的残酷，心中不由得浮起伤感之情。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还是一个学徒。用写作这种方式，我可以再造自己的少年时光。用写作，我可以挽住岁月的车轮。写作，是我与时间抗衡的手段。我把岁月变成了小说，放在了自己的身边。时间过去了，我身边的小说会逐渐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是可以忘记自己的年龄的。写作着的人，身体可以衰老，但精神可以永远年轻。 2000年冬天，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檀香刑》，2001年春天出版。这部小说与我的诸多作品一样，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喜欢的人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为21世纪的中国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不喜欢的人认为它毫无价值。争议的焦点，是小说中对施刑场面的详尽的描写。我在该书出版后，曾经接受过记者采访，劝诫优雅的女士不要读这本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优雅的女士读了这本书。她们不但没有做噩梦，也没有吃不下饭；反倒是许多貌似威猛的男士，发出了一片小儿女的尖叫，抱怨我伤害了他们的神经。由此可见，女人的神经比男人的神经更为坚强。有一个女士给我写信，说：“我真想请你给我花心的丈夫施上檀香刑。”我回信说：“亲爱的女士，你的丈夫花心固然可恨，但远远不到给他施檀香刑的程度；而且，这种野蛮的刑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另外，书中的人物，不能与作者画等号。”我虽然在书中写了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但在生活中，我是个善良懦弱的人，我看到杀鸡的场面，腿肚子都会哆嗦。 关于《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我想这样的描写之所以让某些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 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檀香刑》是一本残暴的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充满了悲悯精神的书。后边的说法当然更符合我的本意。写这本书时，我经常沉浸在悲痛的深渊里难以自拔。我经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同类施以如此残忍的酷刑呢？许多看上去善良的人，为什么也会像欣赏戏剧一样，去观赏这些惨绝人寰的执刑场面呢？统治者和刽子手、刽子手和罪犯、罪犯和看客，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问题我很难解答，但我深深地体验到了这种困惑带给我的巨大痛苦。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高密东北乡的困惑，甚至是全人类的困惑。是什么力量，使同是上帝羽翼庇护下的人类，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这种暴行，并不因为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昌明而消失。因此，这部看起来是在翻腾历史的《檀香刑》，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有人还说，《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我同意这种看法。是的，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一会儿是施刑的刽子手赵甲，一会儿是受刑的猫腔戏班主孙丙，一会儿是处在政治夹缝中的高密县令钱丁，一会儿又是欲火中烧的少妇孙眉娘。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施刑人、受刑人或者是观刑人的角色。看完这部书，如果读者能从中体会到这三种角色的不同心境，从而引发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写完《檀香刑》后，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我访问了美国、法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两年里我写得很少，有许多次梦幻般的飞行。身处在万米高空，透过舷窗看到机翼下的团团白云和苍茫大地，我心中不时地浮起一阵阵忧伤的感情。宇宙如此之大，人类如此之小；时空浩渺无边，人生如此短暂。但老是考虑这些问题也是自寻烦恼。 我想我的痛苦是因为我写了小说，解除痛苦的办法也只能是写小说。

我知道立秋的节气已过，但秋后还有一伏，气温依然是灼热逼人，家家的空调机还在轰鸣着。在无事的情况下，我不会在中午这个时刻出门。我在这个时刻，多半是在床上午睡。我可以整夜地不睡觉，但中午不可以不睡觉。如果中午不睡觉，下午我就要头痛。 我的午休时间很长，十二点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点，有时甚至到了四点。等我迷迷瞪瞪地起来，用凉水洗了脸，下午的阳光已经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黄了。起床之后，我首先要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坐在书桌前，点上一支烟，喝着浓茶抽着香烟。那感觉十分美妙，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喝着茶，抽着烟，我开始翻书。乱翻书，因为我下午不写作。我从来也没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拿起一本书，有时候竟然从后边往前看，感到有趣，再从头往后看。看一会儿书，我就站起来，心中感到有些烦，也可以叫无聊，就在屋里转圈，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懦弱的野兽。有时就打开那台使用了十几年的电视机，我家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实在是好得有点儿惹人烦。十几年了，天天用，画面依然清晰，声音依然立体，使你没有理由把它扔了。电视里如果有戏曲节目，我就会兴奋得浑身哆嗦。和着戏曲音乐的节拍浑身哆嗦，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一手捻着一个羽毛球拍子使它们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也在屋子里旋转。和着音乐的节奏，心无杂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使我停止旋转的从来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电视机里的戏曲终了；戏曲终了，我心抑郁。解决郁闷的方法是拉开冰箱找食物吃。冰箱前不久坏过一次，后来被我敲了一棍子又好了。一般情况下我总能从冰箱里找到吃的，实在找不到了，就去离家不远的菜市场采买。 在北京的秋天的下午，我偶尔去逛逛菜市场。以前，北京的四季，不但可以从天空的颜色和植物的生态上分辨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来。中秋节前后，应时的水果是梨子、苹果、葡萄，也是各种甜瓜的季节。但现在的北京，由于交通的便捷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进步，季节对水果的生长失去了制约。比如从前，中秋节时西瓜已经很稀罕，而围着火炉吃西瓜更是一个梦想。 但现在，即便是大雪飘飘的天气里，菜市场上，照样有西瓜卖。世上的水果蔬菜实在是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东西多了，好东西反而少了。 如果是去菜市场回来，我就在门口的收发室把晚报拿回家。看完晚报，差不多就该吃晚饭了。吃完了晚饭的事情，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只写从中午到晚饭前这段时间里我所干的事情。 有时候下午也有记者来家采访我，有时候下午我在家里要见一些人，有朋友，也有不熟悉的探访者。媒体采访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也不能不接受，于是就说一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朋友来家，自然比接受采访愉快，我们喝着茶，抽着烟，说一些杂七拉八的话。有时候难免要议论同行，从前我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年纪大了，多了些世故，一般情况下不臧否人物，能说好话就尽量地说好话，不愿说好话就保持沉默，或者今天天气哈哈哈……

第二章 人世也好，六道也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恩恩怨怨。 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我就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一下吧。历朝历代无数人都在探索和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我觉得没有确切的答案。我认为，构成我们身体的各种物质元素，竟然能以如此奇妙、绝对复杂、非常完美的方式，组成我们这样一个个有情感、有理想、有追求的鲜活的个体、鲜活的人。这就是极大的意义，这就是宇宙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球的意义。我们活着的终极意义，我觉得就是要探究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奥秘。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为了探究和解决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而活着。那活着太累、太痛苦怎么办？我的小说《生死疲劳》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书里引用了佛教《八大人觉经》里的几句话：“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欲望越多，苦难越重，失望越大。这也是佛教的一个基本观点。佛教要灭掉一切人的欲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什么都是空的，六道轮回也是在一个很低级的阶段的轮回。六道之上的天道也还没到佛的境界，到了佛的至高无上的境界，一切都是空的。按照佛教的解释，即便是玉皇大帝，他这个天人的境界也还不是一个至高的境界。当然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一种理论了，跟现实是不产生关系的。但是佛教毫无疑问又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看问题的方法，解脱自己的方法。 当你感觉到痛苦不可排解的时候，想想六道都是虚空，那也许痛苦的程度就会减轻一些。其实，从某些角度看，佛教也跟科学（天文学）高度融合。想想宇宙，我们的地球无非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微尘，在这粒微尘上的一切，功名利禄、是是非非又有什么价值？所以你想到在浩渺无边的宇宙里，能成为一个人就是巨大的幸运，即便是痛苦，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体验。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到了晚年，都会相信一个类似上帝的存在。我看网络上流传着杨振宁先生对于上帝的解释，他说作为一个人形的上帝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应该存在一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因为他（杨振宁）研究得越精深，越感觉到奇妙——这是怎么设计的？必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设计者。我们现在发现的一切科学规律、数学定理，不是我们创造的，是它本身就存在的。很多物理学的原理，它本来就存在，无非是被发现了而已。这又跟佛教讲的东西融合到一块儿了，所以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作为一种哲学，是有意义的。 在小说前头加上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就把整个人类放到了一个宏大的环境里面，让人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读书视角。如果站在这样一个读书的视角、一种哲学的高度，来读《生死疲劳》，你也许就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怜悯，你会感觉到无论是西门闹也好，蓝脸也好，洪泰岳也好，大家实际上都是一种悲剧的存在，大家都是值得同情、值得理解的对象。那么这样一种大的怜悯就会产生一种大的宽容，大的宽容就是对所有人的理解和同情，包括对自己的敌人的理解和同情。最终就会产生一种大爱，一种深切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一种真正的终极的关怀。 写之前，书名（《生死疲劳》）就定下了。大家都很辛苦，都很疲劳。当然，这个疲劳不是说那种体力劳动的疲劳，是精神的疲劳，也是存在的疲劳。出版社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建议，希望把题目改成《高密西门》。我还是坚持要用《生死疲劳》，我觉得这个题目比《高密西门》要大，这就是站在生命之上的一个总结了。 人世也好，六道也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恩恩怨怨。那么最后，站在佛教的角度来讲，都是一场连梦幻都不是的空的、虚的东西。而人类，就是要在这虚和空里找出意义和价值。

第一章 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艰难时刻。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 “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当然也希望能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的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认识的大部分汉字实际上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 “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我跟着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着的黑色的圆柱向我们逼过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都伸不开了。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风来时，爷爷没有躲避，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棵，我们的车还在，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胜利了。 我的故事是老生常谈，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总是会有收获。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前进。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总之我想，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